●“伤痕文学”从文化角度看，带着深深的时代印痕，它们也许不精致，文本不讲究，但它们是“伤痕作家”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分量很强，至今仍然很有力度，这力量并不完全是文学之外的，仍然是文学之内的。 ●国外的汉学界和中国文学不同步，他们的阅读和我们的创作一般差5年时间。 ●原来是把中国当代文学作为非文学研究的材料，现在是当作文学来研究，近年来国外汉学界有这样的倾向，虽然还不是很明显。 ●中国当代作家在国外受重视的主要是三拨人：王蒙那代作家；知青作家；余华、苏童们。 ●从作品的销路来看，中国作家在国外的读者主要是研究者和大学生，作品能够进入商业运作和市场的为数很少。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影响在日本远远超过了当代文学，鲁迅在日本的市场一度曾经很大，不只限于大学，在社会上也有，中国当代作家还无人达到这个程度。 ●冷战结束之后，中国所受到的关注并不因此而下降，相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仍然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它的市场这么大，吸引力是很大的。把中国当代文学当作了解中国现状的材料这种需求也仍然存在，这不是中国文学的幸运。国外是不是把中国当代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主要还在于我们自身文学水准的提高。
此刻记者面对的是一份远道而来的问卷调查，调查人为青野繁治，是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的副教授，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在国内，我们一般称这种人为“汉学家”。这份问卷通过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等刊物进行询问、调查，询问的内容很简单：“请您写下从1976年到1996年之间在中国发表的文学作品中给您印象最深的5篇作品的题目。”结果有31个日本汉学家作了答复，答案如下：
一、受欢迎的作家
8（票）刘心武、余华
7（票）王蒙、谌容
5（票）莫言、张洁、王朔、北岛
4（票）史铁生、张贤亮、郑义
3（票）残雪、冯骥才、格非、贾平凹、
王安忆、张抗抗、张弦、陈凯歌
二、受欢迎的作品
4（票）红高粱（莫言）、人到中年
（谌容）
3（票）回答（北岛）、班主任（刘心武）、
顽主（王朔）、夏（张抗抗）
三、受欢迎的作品最多的作家
6篇王蒙、余华
5篇刘心武
4篇谌容
3篇北岛、冯骥才、格非、史铁生、王朔、王安忆、
张洁、张贤亮、郑义
根据以上问卷结果，青野繁治分析出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最受欢迎的刘心武、王蒙、谌容这三位都是在新时期刚开始的时候写过一些突破性作品的内容。被提到的他们的作品，集中于《班主任》、《人到中年》，可能是因为这些作家的突破性的成就给日本人的印象比较深刻。另外，受欢迎的作家之中，关于余华和王朔，没有集中于一、两篇作品。可见，他们的作品质量都很高，所以比较普遍地受欢迎，但是这些作品之中没有突出的、印象特别深刻的作品。
有几篇作品得到欢迎，其原因好像在电影化。比如，《红高粱》和《人到中年》都拍成电影了。有人在答复的时候，同时写史铁生的原作《命若琴弦》和陈凯歌把它拍成的电影《边走边唱》。还有一个人写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电视剧版，大概他是中国留学的吧。可见，电影和电视剧对于日本读者，起过的作用非常大。……
其次，从资料看得出来，总的印象是“扩散化”。
除了受欢迎的十几名作家之外，还有六十名作家的名字只出现一次。其原因大概是新时期作品太多，即使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能看到的作品还是非常有限的。他们按照自己的读书经验，有意选择一些过去印象比较好的作家的作品看。有的人索性不看别的，只看自己专门研究的作家的作品。另外，还有日本研究者之中的一般的倾向，就是对于已经有别的人深入研究过的作家，敬而远之，想开拓一些新的作家。
第三、另外一个总的印象就是“三分立”。
受欢迎的作家或作品大都属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描写社会问题、现代化问题的很少。……
第四、从文学的形式看，受欢迎的以小说为最多，其中长篇占的比率不高，中篇和短篇的比率高一些。投票诗人和戏剧家的基本上都是在日本专门研究诗和戏剧的。……
第五、还有一件，我在这个调查中看出，女性的答复者，大部分都写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这次调查中，张洁、残雪、王安忆最受女读者的欢迎，其他女作家也是女读者提的名。可见，女读者（女研究者）对于女作家的关心之高和女性主义文艺批评之发展。
提供这份问卷调查的旅日青年学者毛丹青（著有《发现日本虫》），在谈到问卷时说，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传播的一个资料，回答问卷的31个人是具有翻译经验的汉学家，对日本的出版社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是年龄较大的汉学家，如果是年轻的汉学家，调查结果会很不同。这份问卷结果相当散、杂，说明中国作家在日本的影响还是较小，对日本读者来说微不足道。一般中国作家的作品在日本的发行量是2000册至3000册，主要是圈里人读，而西方文学对日本读者的影响占的是主流。这种现状是日本汉学家操作的结果，老一代日本汉学家，在汉学界还有权威性，且相当意识形态化，在他们眼里，中国对于日本的价值，是它本身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这关系到日本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很受他们关注，社会性的、事件性的小说也受欢迎。用这样一种眼光选择中国文学，很有偏差。年轻的汉学家，尤其是90年代新起来的，倒是完全个人化、私人化的，他们很可能因为一首歌、一条街而喜欢中国，并且这是更真实的中国，但年轻的汉学家现在还没有形成气候。目前毛丹青所做的工作就是想在日本建立用“中国人”的、超越意识形态的、有深度理解的视觉和眼光来介绍中国当代文学。
作家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被翻译、研究的情况呢？
残雪是中国作家在日本翻译数量最多的人之一（另外还有张承志和莫言），据残雪说，她在日本有5本翻译作品，在美国有4个译本，同时也有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的译本。她所有的日文译本都是由日本女汉学家近藤直子完成的，近藤直子到过中国多次，残雪认为她对自己的研究非常符合自己的创作，她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冯骥才在采访中说，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都有不少他的翻译作品，在日本有4个译本，最受欢迎的是《三寸金莲》，已印刷了4版，最近亚纪书房又出版了“口袋本”，印数20000册。早在1985年，苏联还没有解体时，《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就在前苏联翻译出版了，他是中国作家中第一个被介绍到前苏联的人（不久王蒙、张贤亮中、短篇小说集相继出版），印数50000册，苏联人有藏书的习惯，这个印数不少。《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令当时的苏联人大吃一惊，翻译家索罗金后来一直跟踪研究他。他在法国、德国、美国都有小说集问世，而出版小说集比出版单篇小说重要，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一种承认和重视。在欧洲，他的中篇小说《感谢生活》有10个版本，并且在法国、西班牙、瑞士都获过奖，这个中篇是1985年在《中国作家》创刊号上首发的，在国内并不受重视，但在国外却被看好。《神鞭》在法国和德国各有5、6个版本，在牛津大学是教材。至于说到自己的作品为什么在国外受欢迎，冯骥才认为，恐怕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人性的因素，有许多东西是人类共通的；其次是他的小说表现了中国文化本身所具有的魅力。1995年他在维也纳开画展，一个女读者说喜欢《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她本人就比丈夫高。《感谢生活》写中国陶瓷、中国文化，对欧洲读者有吸引力。外国读者阅读作品并不分什么时代，“伤痕文学”从文化角度看，带着深深的时代印痕，它们也许不精致，文本不讲究，但它们是“伤痕作家”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分量很强，至今仍然很有力度，这力量并不完全是文学之外的，仍然是文学之内的。
谈起国外汉学家是否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了解中国现状，是否从政治层面、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解读中国当代文学时，残雪说，她不否认在德国、法国有一点这样的倾向，汉学家是用歧视的眼光，从政治、文化差异和猎奇的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将象征庸俗化。但就她本人的作品看，研究者都是从纯艺术的层面，在学术圈子里进行的。冯骥才说，西方人一向有自己的“东方观”，这是从传教士以来就形成的“东方观”，到冷战时期，政治上的对立，使他们仍然摆脱不了那样的观念，然而情况慢慢在改变，他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政治性很强，在国外受欢迎，可是像王安忆的小说政治色彩并不浓，也很受国外欢迎。
目前，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了解中国政治、思想状况的材料其价值已不重要，因此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降低了。但作家们并不认为是这样，残雪和冯骥才都说现在和以前没什么变化，最近都有外国译者或记者来找，冯骥才给中央电视台写的台词《人类的敦煌》即将在日本出版。残雪还说，国内批评家对国外汉学界有非常严重的排斥心理，他们只愿意近亲繁殖、自得其乐，是“天朝中心”在20世纪的翻版，根本不想与外界交流，也不具有开放的心理，包括某些作家也是眼红、嫉妒。国外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国内没有文学评论，比中国足球还差，但创作有一流的水平。当记者询问她这番话是否愿意在报纸上公开时，残雪回答：当然可以，我早就想说这些话了。
创作界的说法（那些有译本在国外的作家）和国内某些人的议论差距如此之大，这种现象作何解释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就他所了解的情况接受了采访。他说，提到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传播的状况，应该主要是指新时期以来的文学，80年代初，在欧洲曾有一个讨论会，会上有汉学家说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当代文学，这话主要是指80年代以前、也就是新时期以前的文学。国外的汉学界和中国文学不同步，他们的阅读和我们的创作一般差5年时间。至于为什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是否利用中国当代文学作了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状况的材料？仔细说起来各国情况也不一样，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各有自己的研究传统，很不相同。例如在日本，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是放在一起的，而日本汉学家在本国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相对于欧、美来说也是最大的。像竹内好这样现代日本杰出的思想家，开创了与汉学、支那学不同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他对日本现代化的道路不满，用中国作为他的参照系，他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所表现出的精神值得日本学习，在日本的现代史研究中为“中国”确定了独特的位置。而在美国的汉学研究被称为“地区研究”，这一研究领域发展较大和冷战有关，美国意识到自己在世界的主导地位，需要了解欧、美以外的文化和社会状况，美国的汉学研究在当时一般是受政府资助、支持的，被这样一个大的框架所制约，像夏志清的研究就接受政府拨款，是美国政府支持的研究中国的一部分。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最近20年来，美国学术界的主流是“左派”学术，“左派”学者攻击的对象就是“白种人优越”和“欧洲中心论”，他们需要寻找欧洲中心之外的文化参照系，印度、非洲、中国就成了关注的对象，当前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有意无意地卷入了这个潮流之中。激进的学者对美国学术主流进行反省和批判的同时，中国文学似乎提供了某种可能和支持。
以上所言是东、西方汉学界的不同之处和差异性，那么相同之处又有哪些呢？
王晓明认为，相同之处在于：①原来是把中国当代文学作为非文学研究的材料，现在是当作文学来研究，近年来国外汉学界有这样的倾向，虽然还不是很明显。②中国当代作家在国外受重视的主要是三拨人：王蒙那代作家；知青作家；余华、苏童们。从汉学家所作的题目来看，整个80年代时，是前两拨作家最受重视，现在是后两拨作家了，国外汉学家目前注意到了余华这代作家，这和中国当代文坛状况是相联系的，同步的。③从作品的销路来看，中国作家在国外的读者主要是研究者和大学生，作品能够进入商业运作和市场的为数很少，美国的葛浩文包括欧洲、日本现在都有人试图努力将中国作家的作品从大学教材中拉入市场，效果还不明显，但毕竟已经打开了缺口。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影响在日本远远超过了当代文学，鲁迅在日本的市场一度曾经很大，不只限于大学，在社会上也有，中国当代作家还无人达到这个程度。另外，中国作家的作品是否被改编成电影对于扩大该作家的影响有很大作用，莫言、余华、苏童的作品在国外都有电影。
国内从80年代起一直有人议论，说国外汉学家的素质很差，一般是些在本国无力进入主流社会，不能参与母语的批评体系，转而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对此王晓明、冯骥才、残雪都表示不能赞同，这种说法过于轻薄了。对汉学家不能一概而论，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有各种原因，研究水准也不一样。王晓明说，国外汉学界有相当优秀的学者，他们在商业发达的社会中坚持一种批判精神，难能可贵，像日本的竹内好和丸山升。冯骥才说，我们首先应该感谢他们的翻译，帮助介绍了中国文学；其次我们要帮助他们理解、认识中国。
王晓明最后说，冷战结束之后，中国所受到的关注并不因此而下降，相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仍然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它的市场这么大，吸引力是很大的。把中国当代文学当作了解中国现状的材料这种需求也仍然存在，这不是中国文学的幸运。国外是不是把中国当代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主要还在于我们自身文学水准的提高。
（限于篇幅，本文只是部分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状况。）
